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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求实团结协作

时间:2015-06-14 23:07作者:来源:

严谨求实团结协作

 

——核武器理论研究的基石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现在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在研究设计原子弹的初期,我们只有一个根据苏联专家口述制作的教学模型。对这个模型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将这个教学模型直接交上去,“响了”就算成功完成了任务;二是把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工作当成一项科学研究工作来做,研究原子弹的整个动作过程和运动规律,研究明白苏联的这个教学模型为什么是这样设计的,它依据的科学原理是什么?我们选择了后一条路,开始了对核武器内在物理规律的理解和探索。后来,我们把这样的科研工作叫做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
 
  1960年,研究工作刚开始起步时,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可以在计算机上模拟原子弹爆炸全过程的成熟有效的数值方法。我们自己动手,用预估的方法把描绘原子弹整个运动过程的一组复杂的微分方程加以简化,然后用最普通的计算尺把整个原子弹的运动过程粗略地一步一步算出来,从而在自己的头脑里形成了一幅完整的图像。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不仅得到了结果,而且了解了各物理量之间的关系,明白了它们是如何彼此影响,相互作用的。这样,我们就对整个核武器的动作有了一个完整的理解。
 
  我们对苏联提供的教学模型也不是采取全盘盲目接受的态度。我们认为科学的规律是可以重复的,只要我们掌握了苏联专家关于核武器的设计原理,并运用其原理去处理和解决相应的问题,就应该得出和苏联人一样的结果。对于苏联专家提供的数据,我们一个一个地核对。然而,就在我们核对到某一个数据的时候,却发现我们的计算结果和苏联人提供的数据相差非常大。本着科学的态度,我们硬是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这个数据算了九遍,这就是九所历史上有名的九次计算。
 
  在这里我只想告诉大家,在那个年代做这样的九次计算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必须有相当大的魄力。这些工作我们不是在电子计算机上进行的,而是十几个计算员根据事先给她们安排好的方案,用手摇计算机(目前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摇出来的。九次计算的结果都大同小异,但都和苏联人给的数据对不上。每次计算完了我们都会开会讨论,严格地推敲我们计算的科学依据。我想,当时支持和推动我们这样做的动力,无非就是我们一定要完整地掌握原子弹的理论基础。当时,我们还担心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的关键性的理论被我们忽略了,还没有完全掌握。最后,周光召从物理上论证了按照模型的初始配置,是不可能达到苏联人给出的数据的。随后,我们又在电子计算机上用完全不同于手算的方法重新计算,所得到的结果和我们九次计算的结果是相符的,这才彻底地否定了苏联人给出的数据。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就结合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全面开展了有关的物理、力学、数学问题的基础研究,从而比较完整、比较正确地理解和掌握了原子弹的设计原理,大大提高了我们这支队伍的科学研究水平和研究工作能力,为以后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们就突破了氢弹原理,并根据实践的需要,在核武器的性能方面进行不断的提高,还设计出了具有特殊性能的核武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和我们一开始就把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当成一项科学研究来做是分不开的,这也体现出了我们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科学作风。
 
  对待科学研究中的问题,我们的态度是:不清楚的一定要弄清楚,决不能一知半解,模棱两可,决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一个方案哪怕是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也要指出那百分之十的薄弱环节。对交出去的每一个数据,我们都要求反复核实,仔细推敲。比如,要做一次热试验,我们往往在把方案交出去之后,还会继续进行计算,仔细推敲每一个因素的影响,直到试验成功。
 
  记得有一次进行地下核试验时,产品已经进入现场并开始从井口往下吊了,我们这里还在不断地琢磨。在反复推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因素可能估计不足,或许会影响试验的结果。是心存侥幸把问题掩盖过去,还是实事求是地向领导汇报?我们的选择是毫不犹豫地直接向上级领导汇报了可能存在的失误。上级领导很重视,一方面召我们去当面汇报,一方面下令前方停止下吊。领导们对我们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我们在所内也及时地公开了这个信息,全所同志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利用手头的工具计算分析论证这个问题。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大家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这个问题不像原先估计的那么严重,不会影响试验的成败。于是我们就把这一结论向上级领导作了汇报,产品又继续下吊,最终试验获得了成功。
 
  核武器事业是一个集体的事业,在全国如此,在九院如此,在九所的理论研究设计上也是如此。核武器原理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综合性理论,它涉及物理、力学、数学等多学科的很多领域,这就决定了核武器的研制必定是一项集体研究的成果。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开始探索核武器原理的时候,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原子弹、氢弹奥秘的揭开绝不是少数几个人所能胜任和完成的,就是每一个试验方案的产生也都是物理、力学、数学等众多学科的同志们通力合作、协同攻关的结果。
 
  自创业初期,我们就形成了学术民主的良好风气,领导对全体同志进行技术上毫无保留的全面交底,这样每一位同志都能了解问题的全貌,给了大家充分思考和施展才能的机会。工作中碰到问题,我们会经常举行相当规模的讨论会,我们把这种讨论会叫做“鸣放”。在讨论会上,不论是所长、室主任还是组长、组员,都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和权力,不论是谁的意见大家都可以提出异议或进行反驳,就是说错了也没有关系。大家发表意见或进行争论,都是为了探寻核武器的科学原理。氢弹原理的突破就采取了多路探索的方针,让大家都来想办法出主意。当年,每天晚上办公楼灯火通明,每个办公室都亮着灯,那壮观的场景,令我至今难忘。
 
  记得有一年,九所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当我把奖章送给署名第一的获奖者彭恒武先生时,他很干脆地拒绝收下这枚奖章,还说了一句令我终身铭记在心的话:“工作是大家做的,这枚奖章我不能收。”彭恒武——这位带领我们掌握了核武器理论的杰出科学家,就是这样看待核武器理论设计工作的,他的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细细品味。(李德元,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九所所长)